中非医药合作 医药健康合作是中非友好合作重要组成部分。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非医疗队以来,中非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医药贸易稳步增长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数据显示,作为中非医药合作的主流方式,双边医药贸易总体保持稳定增长,由2014年的7.321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9.88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3.04%。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4年1—6月,中非医药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同比增长8.35%。 赴非投资步伐加快 中国医药企业在非投资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后续各项政策举措的落地,赴非开展医药投融资合作逐渐成为未来合作的主流发展方向。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医药集团在苏丹、人福药业在马里、复星医药在科特迪瓦、东阳光在阿尔及利亚等已投资建立生产基地,这些企业成为中国药企赴非开展药品制剂等产品投资合作生产的代表。 与此同时,华大基因在安哥拉、万邦德集团在南非、天津永阔在乌干达、振德医疗在肯尼亚等也已投资建厂,成为开展医疗器械产品合作的代表。 此外,中国有色、中铁四局、中泰森达、华立集团等企业和个人也已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赞比亚等国家开展医院建设等合作。 医疗援助合作成绩显著 中国积极开展对非医疗援助,对提升受援国医疗卫生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 援非医疗队 2023年是中国对非派遣医疗队60周年。截至2023年,中国对外派出援非医疗队队员2.4万人次,共有45支医疗队在非洲44国开展工作,帮助提升受援国的医疗卫生水平,造福当地民众。 短期援非医疗项目 例如: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曾开展环非洲访问,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多次开展“光明行”援非医疗服务,为非洲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等。 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 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期间,中国第一时间驰援,共派出1000多人次公共卫生专家和医护人员为非洲人民提供医疗保障,并先后提供多轮紧急援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先后通过派遣公共卫生专家、医护人员,提供多轮疫苗等物资援助,以及落实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共同抗击疫情。 援外培训班 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理念,中国政府积极培养非洲本土医疗卫生人才,涉及医护人员培养、医药工业园建设、重大传染病防治等。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2023年1月,中国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一期)竣工,成为中非医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之一。2000年以来,中国在非洲援建了130多个医院和诊所,改善了非洲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条件。 医疗物资援助 中国长期为非洲国家提供医疗产品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公共卫生系统水平,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其中,中国复方青蒿素抗疟药品在帮助非洲抗击疟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监管合作成为亮点 非洲药品管理局(AMA)已于2021年11月正式成立,是继非洲疾控中心后第二个非盟专设的大陆卫生机构,目前在协调立法、监察协调、市场准入授权以及支持当地制药公司开辟和扩大市场等方面正逐渐发挥作用。中方积极支持AMA的工作,并在实验室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了不少合作。2021年和2023年召开的两届中非医药健康发展论坛,均聚焦中非医药监管合作,为双方监管等部门进行合作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 中非医药合作 中非医药合作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非洲国家营商环境较落后 非洲在公共卫生领域存在医院、医疗设备等基础设施不足,专业医疗人员匮乏,医疗卫生投入资金不足等情况。与此同时,非洲国家一直深受选举动荡、疫情频发、恐怖活动和贫困的持续困扰,“选情、疫情、恐情、困情”构成的“四情”是影响非洲营商环境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电力短缺、融资困难、审批程序复杂等软硬营商环境问题,给赴非开展医药合作的企业带来了不少显性和隐性阻碍。 与医药合作密切相关的软配套薄弱 一方面是监管合作程度不足:非洲国家在语种上包括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国家,在医药产业政策、标准制定、监管准入及产品消费等方面深受前宗主国影响,且各具特色,加之各国医药工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造成非洲医药市场总体割裂、分散,虽然已经成立非洲药品管理局,但药品监管政策一体化仍处于起步阶段,给医药投资准入、产品认证、产品销售带来了不少困难。 另一方面是配套资金支持不足:医药产业是高技术、高资本投入行业,非洲大陆国家自身财力有限且深受债务困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资金附带条件较多,部分国际机构资金“口惠而实不至”,以及非洲本土融资渠道狭窄等原因,使不少医药企业在非开展投资合作时,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短缺和融资困难。相关调查显示,不少医药企业把融资问题与安全问题、政治风险、汇率波动和竞争激烈并列为在非投资遇到的前五大障碍。 面临激烈国际竞争 一是在合作机制方面,中非合作论坛谋划的医药卫生合作举措,已成为中非医药合作的主要驱动力,同样面临着不少竞争。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均和非洲建立了“峰会”机制,均涉及医药领域合作,在政策制定、资金投入、项目开展、人员培训方面“对标”中方。 二是在市场竞争格局方面,欧美等国的药品不仅拥有专利技术优势,更享有注册、认证及准入便利,非洲高新尖药品市场基本为欧美等国的产品所垄断。 印度医药企业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公立市场招标方式进入非洲市场,西普拉、兰伯西、印度血清研究所、瑞迪博士等印度公司在英语为母语的非洲国家市场中表现优异,已拥有较完整的供销网络等优势,加之其在仿制药领域的领先地位,非洲中低端药品市场基本被印度产品所占据。 中非医药合作 中非医药合作潜力巨大、任重道远,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着力解决政策协调、基础配套、标准准入、人员交流和项目对接等问题,需要出台更多精准支持政策。笔者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设立中非医疗产品供应 保障仓库和销售批发中心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统计数据,非洲有97%的药品来自非洲之外的地区,仅有3%的药物是本土生产。 非洲国家本就疾病高发,对质优价好的中国医药产品有较大需求。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非洲国家亟需采购抗疫物资时,中国更是迅速向非洲伸出援手,多批次向非盟和非洲国家提供大量抗疫物资,同时也派遣医疗队,助力非洲国家疫情防控和救治。 为此,可考虑在非洲大陆几个区域设立医疗产品供应保障仓库和批发销售中心,以方便非洲国家购买中国医药产品,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采买困难和质量担忧。 设立中非医药合作基金 医药合作属于高技术、高资本、高门槛领域,对资金需求尤为敏感。为此,可参考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模式,设立中非医药合作基金,在投资风险评估、市场开拓、项目可行性研究、政策协调等领域给予支持,降低企业资金压力,共同分担合作风险。 举办中非医药监管合作论坛 非洲药品管理局已成立,建议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支持举办中非医药监管合作论坛,为中非医药监管合作交流打造更高层次的平台,也为中非医药产业合作创造监管准入便利。 支持中国企业赴非 开展医疗产品本地化生产 非洲本土医药产业发展落后。据了解,非洲国家十分欢迎中国医药企业到当地开展药品本地化生产合作。该诉求日渐成为中非医药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建议在此项合作上加大力度和投入。 举办中非医药健康产品展览会 从目前中非医药贸易合作现状来看,仍以中方出口为主。为便利非方需求方更好地购买到有关产品,洽谈相关合作,建议在非洲有关国家轮流举办中非医药健康产品展览会等,为供需双方更好地对接合作提供有效平台。 创新对非医疗援助方式 进一步帮助非洲国家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公共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如开展抗疟疾、抗艾滋病等综合防治合作,实现从单纯物资援助向综合防治的转变。此外,还可积极开展三方合作,把中方在产品和技术方面的“硬实力”,与有关国际机构和国家在非洲开展项目方案制定、资源调配、项目落地等方面的“软实力”进行有机结合,放大我国对非合作项目的影响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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